大家小书《古典目录学浅说》来新夏著 北京出版社
《老子》这样描述人们对待“道”的态度：“上士闻道，谨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句话用来说目录学，倒也非常贴切。初次听说“目录学”这个名字，恐怕很少有不发笑的，“目录”还需要“学”吗？我在早年也是其中之一，但随着自己的不断摸索和积累，我认识到在我国传统学术中，目录学不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而且可以是一门非常深刻的学问。可惜这种重要性和深刻性，往往不为一般人所知。究其原因，多少是由于“目录”这一名词，在今天已经变成单纯指书名或书中章节名称的汇编了。
其实“目录”这个名词，在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它至少包含两大部分：一是“目”，二是“录”。“目”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书名或篇名，二是篇次。一本书中的篇次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无关紧要，但在古代，尤其是先秦时代，古书多单篇别行，不像今人出书方便，动辄写一本书，早期的书都是经过后人编辑整理的。因此篇次就隐含了编者的态度，体现了他是如何通过篇目的组织来表现古人的思想的。“录”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本书的叙录，主要叙述书的内容、作者、写作因缘，甚至对书的评价，水平高的叙录相当于一篇优秀的书评，是言简意赅的小论文；二是一类书的叙录，即把图书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类书的特点、源流、分合等情况作提纲挈领式的论述，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于整个学术史的理解和总体把握。
可见，一部优秀的目录著作，不仅要对古今图书进行系统性的分类，而且能够体现古今学术演变的基本脉络。如果缺乏对于传统学术变迁大势的深刻理解，是写不出好的目录著作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伟大的学者章学诚提出，目录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相应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研究“目录”的“目录学”至少也包含两个层次的研究：一是考察古代目录著作的基本内容，其编纂方式，以及历史演变等等；二是根据这些目录著作来研究古今学术演变的源流。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前者是基础性的工作，后者的要求相对较高，需要比较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史学识断。我国古代的高水平的目录著作，往往能体现作者对于古今学术演变的研究心得，因此，它们既是目录著作，也是目录学著作。
一般认为，传统的目录学著作，始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因整理宫廷藏书而撰写的《别录》和《七略》。但应当注意的是，《别录》和《七略》其实大不相同。《汉书·艺文志》说，刘向整理图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可见刘向的《别录》止于给每一部书撰写叙录，还体现不出学术变迁大势的宏观深旨，刘歆的《七略》才是真正对学术源流做出了总体阐述的目录学著作。可以说，《别录》是《七略》的前提，《七略》是《别录》的升华，它将目录工作升华到了目录学的高度（《七略》虽已失传，但其主要成果还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
不过，真正有意识地将目录作为研究对象的，还要数宋代的郑樵，他的《通志·校雠略》是具有理论开创性的著作；而真正能够代表我国传统目录学成就的，无疑是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部智慧的著作，即便在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到胜义纷呈，精彩绝伦。近代以来，在目录学上造诣最精深的，要数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和《古书通例》这两部著作，尤其在古书通例的研究上，余先生的成就已经卓然超出前人，而且其结论基本上已经被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献所证明，令人不能不佩服其真知灼见。
可惜余先生的著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恐怕都已经不太好懂。来新夏先生的这部《古典目录学浅说》，原是他在南开大学等高校历史系针对初学者的入门讲义，因此，其重点放在叙述古代目录著作的类别体制、编撰过程和历史演变上；扎实严谨，又简明朴实，初学者正可以由此了解目录学的基本知识。后面还专列一章，讲述目录学与分类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初涉我国传统学术的读者，无疑也会有很大帮助。如果读者也想同时了解一点学术史，那么，也可以再读读北大中文系高路明先生的《古籍目录与学术源流》，那也是一部简明扼要的著作，值得参考。
最后，再稍稍谈一点传统目录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古书类例的问题，希望能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欢迎大家批评。
由于目录著作中的学术史观点常常是通过对于图书的分类来体现的，如郑樵所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通志·校雠略》）。因此，以前的目录学著作的重心，往往集中在分类法的变迁上：从《七略》的六分法开始，到西晋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的出现，再到《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确立，最后是《四库全书》集四部分类法之大成。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不过，我总认为，从六分法到四分法，虽然有合理的成分，但绝不是理想的分类，甚至远不能概括学术演变的总体格局。例如《七略》的六分法，实际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三类六艺、诸子、诗赋，是人文学科，后三类兵书、术数、方技，是实用学科，四分法砍掉了后面一半，把后三类一股脑儿都划入子部，明显是轻视实用技术，子部实际上成了一个大杂烩。这至少引起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四分法本身的子部与集部的矛盾。子部与集部其实都是古人的文集，其区别在于子部重思想，集部重辞章。这是继承了《七略》区分诸子略与诗赋略的思想。但自从子部变成这样一个大杂烩，诸子的概念基本上就变成了以时代为限，后世虽然也有以思想为主的子书，但基本上都被划入了集部。因此四分法的子部变成了大杂烩，集部也难以区分思想和辞章。以致余嘉锡先生有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的说法。这对造成我们思想上厚古薄今的传统恐怕不能说没有关系。
二是术数、方技之学在后世的地位受到忽视，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这些东西关系到古人生活与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古人的生活关系最密切，而且涉及到道教、佛教等宗教问题。这是一个连续的传统，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中断过。这种对关乎实用技术和民生问题的著作的偏见，明显受到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身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的刘向刘歆父子那里，这些著作还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这也跟学者的识见有关。
另外，古人的目录著作，大多是对现存图书的分类，有其实用性的一面，因而在目录类例的划分上，的确也会考虑各个类例之间数量上的平衡问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数量上的平衡，往往也能反映学术上的变化，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如果忽视这种数量上的考虑，很可能会让我们看不到学术史上的某些质的变化。例如四分法中的史部，在《七略》中只是作为六艺略中《春秋》小类的附属，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史书的数量不大，不足以独立为一类；而魏晋时期史学大发展，史学著作大量产生，所以史部需要单列一类。这种看法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史部之所以独立，固然有数量上的考虑，但同时也反映了西汉以后关于“史”的观念的变化。“史”在西汉以前的传统中，是作为“天官”的一部分而存在，其内容远远超过后世所谓的政与事。李零先生已经指出，后人列在史部的著作，在《七略》中并不只是附属于《春秋》类，其他还有《尚书》类（包括著名的《逸周书》），还有术数略的历谱类（如《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8年第2版，第280页）。实际上，古代的典章制度、档案文书、天文历法、巫祝占卜，都属于史的范畴。这种史学理念可以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语来概括（司马迁就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来撰写《史记》的）。因而，《七略》没有单独的史部，正是反映了这个学术传统。魏晋以后，由于史的观念逐渐固定在史事与制度上，同时也涌现了很多撰写当时历史的著作，因而可以跟其他的学术区分开来，独立为一大类。
与此相似的，还有《七略》中的诗赋略与《诗经》的关系。余嘉锡先生就说过：“以《七略》中史部附《春秋》之例推之，则诗赋本当入六艺《诗》家，故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其所以自为一略者，以其篇卷甚多，嫌于末大于本，故不得已而析出。此乃事实使然，与体制源流之说无与也。”（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64页。）余先生的看法也值得商榷，因为诗赋虽然与《诗经》同源，但从《诗经》到《楚辞》以后的诗赋，之所以会有数量上的膨胀，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和欣赏辞章这一变化，关系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起源问题，不容忽视。说它“与体制源流之说无与”，是我所难以认同的。
因此，研究目录学，我们可能既要以传统目录学的类例分合为依据，不但重视大类的分合，也要重视小类的分合；更要超越这种类例，从学术史、社会史本身的发展演变出发，来重新分析和总结，也许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大家小书《古典目录学浅说》目录
之一章 目录学概说
之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第二节 古典目录书的类别
第三节 古典目录书的体制
第四节 目录学的作用
第二章 古典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
之一节 官修目录与史志目录的创始—两汉
第二节 古典目录的“四分”与“七分”—魏晋南北朝
第三节 官修目录与史志目录的发展—隋唐五代
第四节 私家目录的勃兴和目录学研究的开展—宋、元
第五节 古典目录学的昌盛—明、清
第三章 古典目录学的相关学科
之一节 分类学概说
第二节 版本学概说
第三节 校勘学概说
第四章 古典目录学的研究趋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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